□刘明礼

　　人就是这么奇怪：农村人向往城市里的热闹，喜欢城里的高楼、花园、商厦、影院；城里人向往农村的田园生活，喜欢那里的小河、果园、庄稼地、农家院。

　　这不，周末，几位朋友听说老郭在乡下有处小院，还种着几亩地，想去玩玩。老郭本也好客，爽快地答应，驾车几十公里，带我们去他乡下的老家。

　　老郭的小院，收拾得干净利落。周边栽的桃树、石榴、核桃、大枣，硕果累累；西墙边上撬了一片砖，种了几棵茄子、豆角、西红柿，黑的油亮，红的似火，绿的滴翠；丝瓜、南瓜、梅豆，爬墙绕树，果实满枝。

　　老郭家有二亩多地，为图省事，全都种上了红薯。我们这些城里来的朋友，大多只吃过红薯，没见过红薯是怎么生长的。看到那一大片红薯地，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蹲下身子就用手刨。而这个季节，红薯才长到半大，不免有些扫兴。老郭告诉我们，红薯蔓上的嫩尖能吃、也好吃，朋友们一下子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开始采摘红薯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想起了从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粮食产量低，每到冬季，红薯便成了人们餐桌上的主要食物。冬天还没有过完，生产队便垒起了“山药炕”（我们老家管红薯叫山药），把去年收获留作种子的红薯，埋进潮湿的沙土里，罩上塑料膜，开始育秧。红薯苗长到半尺多高时，天气也完全进入了春天。队里便安排大家把红薯秧从母山药上掰下来，青壮劳力们挑水，其余人则刨坑、点水、压苗、填土，流水作业，几天时间，红薯便种好了。当然，育过秧的红薯，还要分给各家各户当口粮。红薯被秧子夺去营养，没什么味道，实在是很难吃。

　　随着一场场雨水的滋润，红薯秧伸长蔓延，给田野铺上一层绿毯。为防止红薯蔓扎根分散营养，大家用单齿木叉，一遍遍地翻挑。挑断的红薯蔓，便成了大家的“战利品”。收工路上，长木杆子挑着一小捆红薯蔓，成为一道风景，也成为家家户户的喜悦。回到家里，把蔓尖和嫩叶择下来，和着棒子面做各种菜饽饽，剩下的老梗喂猪喂羊。在我的记忆中，菜饽饽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但总比饿肚子强。

　　白露节气过后，埋在地下的红薯块把地垄撑开一道道口子，收获的季节到了。大家用镰刀割掉红薯蔓，抡圆了大镐刨拾红薯。红薯蔓被分到各家各户用作饲料。老百姓抓住这最后一次的机会，拣着稍有些嫩意的红薯叶，连同叶的梗子择下来，或炒或拌或作馅，好节省一些口粮。到了冬天，几乎一天三顿都以红薯为主，吃得人直烧心。以至于让我落下了病根，至今一吃红薯胃里还泛酸水，所以大街上卖的烤红薯，我从不问津。

　　只顾出神地想着，朋友们已在一大片红薯地里收获满满，大包小袋采满了红薯叶。回到老郭家，老郭给大伙凉拌了一个红薯叶，用肉丝炒了一个红薯梗，还蒸了一锅红薯叶包子。朋友们边大快朵颐边羡慕地说：“老刘，你小的时候能吃到这样的美味，可真幸福！”这话虽让我哭笑不得，却再次激起我乡愁的阵阵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