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物画而言，“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这个词汇属于舶来品，不是由中国本土的艺术理论所提出和产生的。

　　“写实主义”这个概念最初见于西方古希腊的艺术理论，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再现，此种求真、求像的朴素艺术理念贯穿了几乎整个人类艺术发展史。从古希腊的雕塑亚历山德罗斯的《断臂的维纳斯》，米隆的《掷铁饼者》等，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米开朗基罗的《大卫》。这种朴素的艺术理论发展到19世纪就在欧洲衍生了现实主义运动。“现实主义”是“写实主义”的精神延伸。从技巧、技法上讲就是“写实主义”，从意识形态和观念上讲就是“现实主义”。

　　中国画源起于古代象形文字，说明表意的象形文字与画图初无歧异之分。南朝谢赫的著作《画品》中，以六法论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建构了一个属于中国艺术本身的绘画理论体系框架基础，中国古代绘画从此在艺术理论的领域进人了自觉、主动的阶段。宋代美学家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说：绘画六法，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五法可学可教；独气韵生动一法不可学亦不可教。不难发现，可学可教者是后五法，是基础，是写实的部分；不可学不可教者是第一法，是升华，是写意的部分。唐代画家张璪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中，“外师造化”是基础的部分，是写实的部分，“中得心源”是升华的部分，写意的部分。六法与此前后相关指出了中国绘画之发展方向就是建筑在写实之基础之上的写意，千百年来无数画家穷其一生对于“气韵生动”、“中得心源”的追求正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写意人物画与现实主义在字面上没有交集，但是包含“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成分或者倾向的画家和作品甚至艺术理论，在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故可以说“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传统人物画就已有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基础。

　　首先，现实主义从技法上要求写实。人物画包括造型语言、笔墨语言这两个层次。造型写实深刻是良好进行笔墨刻画的基础。传统的笔墨语言与艺术规律本身就代表对现实的意象化，代表写意的成分。故现实主义要求之写实与中国写意人物画之写意先天就存在互补的关系，这两者结合到一起实中有虚，也符合中国画的审美和艺术规律。

　　其次，“现实主义”从题材上要求反映人生，反映生活，关注现实。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为“现实主义”的正式登场铺垫了基础。如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清代任伯年的《酸寒尉像》等。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明确提出中西结合，中西美术开始大范围的交汇交融，“现实主义”写意人物画在中国正式诞生。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界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徐悲鸿、蒋兆和融西入中，追求文人画笔墨与写实造型结合的新途径，并经历几代画家的艰辛探索，建立起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徐、蒋体系”的“现实主义”写意人物画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人物造型具有了超越前人的深刻性。素描课程在院校教学中的运用，使水墨人物画突破了文人画逸笔草草，造型概念空泛的局限，极大丰富了写意人物画在塑造形象，提高了人物画的表现力。二是具有壮阔沉雄，崇高超拔的精神品质。“徐、蒋体系”以来的水墨人物画样式是百年来中国画发展的最大成果。它在关注现实人生，表现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实现人类终极理想的追求上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在当代中国画的主流创作形态。使中国画不仅在养心悦性、完善人格上，而且在传达国家意志，表现时代风貌上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方式一直深得政府的大力提倡。“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大量题材均由写意人物画承担，由此可见写意人物画对艺术的突出现实贡献。

　　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在于画家能不断调整和丰富自己的绘画语言，以适应本民族的审美要求，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无论是从表达古代信仰的彩陶帛画，还是到现代绘画中的大量作品，大都浸润着难以磨灭的现实主义基调。所以，虽然“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不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但是他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题材上都与中国人物画有很大相通的地方，能够嫁接共生，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