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木箱，一个带有延安和西柏坡印记的行李袋，寄托着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老人对在西柏坡那段难忘时光的怀念。1947年5月，艾思奇一家人跟随中央工委来到石家庄平山西柏坡，随后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从此，这两件物品一直陪伴着一家人，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日子。

　　□周艳芝 王玉

　　2006年的初春，在北京西城区南沙沟小区的一栋小楼里，我们拜访了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那时，王丹一老人已经86岁高龄，身体虽然有些瘦弱，但在一头银白色头发的衬托下，依然是精神矍铄。她向我们捐赠了艾思奇在西柏坡时期使用的书箱和行李袋两件珍贵的文物。书箱长72厘米、宽36厘米、高43厘米，原本为木质原色，他们进京后将其油漆为紫红色。书箱盖与箱体间由合页连接，为了便于搬运、安全保存，箱体左右两侧各有一个铁质提手，正上方还装有一把锁。行李袋长178厘米、宽70厘米，由灰、白两色粗布手工缝制，开口在中间，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口袋，开口处缝有几根细绳用来系绑封口，几处磨损严重的地方还缝有补丁。这样的行李袋放在马背上就是马褡子，扛在肩头便可以当作行李袋使用。

　　王丹一老人介绍，这两件物品都是艾思奇及全家在西柏坡以及迁往北平后使用过的。箱子是在西柏坡时统一制作领取的，由于艾思奇爱书如命，就常用这个箱子装书籍资料，奔走于不同的工作岗位。而行李袋则是从延安带到西柏坡的。这个行李袋在现在看来有着非凡的意义——由两种不同颜色的布料做成的行李袋，灰布是在延安购买的，而白布则是在西柏坡改制后又缝上去的。在转移途中，这个行李袋就像个百宝箱一样一直装着全家人的生活用品，到西柏坡后也是如此。1949年3月，艾思奇全家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北平时，这个箱子和行李袋又满载着书籍和行李被带到了北平。

　　1947年5月，艾思奇和王丹一带着只有两岁的大儿子东东（李昕东），跟随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即将召开，艾思奇便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土地会议还未结束，艾思奇便接受了新的任务到晋冀鲁豫区的北方大学工作，王丹一选择留下来到西柏坡附近的北庄村参加土改工作。从此，艾思奇一家人开始了短暂的分离。1948年8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区的北方大学合并，在正定成立华北大学，艾思奇便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到华北大学任教。同年11月，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创办了马列学院，艾思奇又因工作需要从华北大学调入马列学院工作，一直到跟随中共中央迁往北平。王丹一和儿子东东也从西柏坡村搬到了北庄村。

　　王丹一老人回忆，他们刚到西柏坡时，住在村里一个姓阎的老乡家里。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前夕，从中央后委过来参加会议的邓颖超同志也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小南屋里，当时她在为土地会议准备发言稿，工作很紧张。一次，东东自己在院里玩，摔了一跤便大哭起来。王丹一怕影响邓颖超的工作，赶忙跑去制止。不料，邓颖超已从屋里出来，先抱起东东关切地问：“摔到哪里了？”看到孩子的头擦破了，她又急忙回屋拿药，给孩子在伤口处抹药。“邓大姐告诉我，这药是从大后方带来的，叫‘如意膏’，消肿止痛很灵。”看着邓颖超对东东如此疼爱，王丹一紧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她深感抱歉地说：“邓大姐工作这么忙，这孩子给您添麻烦了。”邓颖超说：“别这么说，咱们都是邻居，孩子嘛，哪能没有动静。”也就是从那时起，对邓颖超景仰已久的王丹一对她更加敬佩，从此与邓颖超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直到邓大姐离开人世。

　　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王丹一老人的思绪一直沉浸在几十年前的西柏坡，我们也在老人的讲述中穿越时空，在那段火红的岁月里徜徉。在我们离开之前，王丹一老人的目光再次落到了跟随她几经辗转却始终不舍不弃的书箱和行李袋上。书箱被老人擦拭得一尘不染，连淡淡的光泽都显得温润；行李袋折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个补丁、每一个针脚都是她用心缝上去的。老人的目光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因为这两件文物既寄托着她对早逝伴侣的追思，也寄托着她对在西柏坡那段难忘时光的怀念。

　　（本文作者为西柏坡纪念馆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杨惠玲 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