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还麟 主编

　　三是洋务派主动引进。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始成立北洋水师学堂等教授与国外同类学校类似课程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学员们被教以足球、拳击、体操、跨栏、跳高、跳远、游泳等体育项目。

　　四是晚清政府实施“新政”，将体育引进课堂。维新派虽然失败，但他们提出的新学和体育主张在“新政”中得到实施。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体操课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使风行于欧美的体操进入中国课堂。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学校是中国人自主接受并开展西方体育活动最早的平台，然后才逐步向整个社会推进与传播。张伯苓位居教育岗位，自有接受西方体育的有利条件，而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结缘，则使其国际化的教育、体育视野得到进一步拓展。现在，就让我们来叙述他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交往吧：

　　1895年，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是美国人格林(RobertGiley，一称盖莱)。格林充分利用天津文化人士比较密集的优势，开始从事“接近中国文人的实验”，试图通过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宣扬基督教教义，培养一批具有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和基督教精神的“高等华人”，以达到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目的。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高才生以及新式学校的执教者，张伯苓当时在社会上已小有名望，成为基督教青年会争取的对象。

　　格林积极向张伯苓宣传基督教，张伯苓非常赞赏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等服务社会的精神，对于其“本着基督精神，促进德、智、体、群四育发展，俾有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的宗旨也十分认同。张伯苓“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团体组织、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的教育方针与基督教青年会所宣扬与倡导的精神，在很多方面都颇为契合。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那种奋发进取的工作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张伯苓，这种对个人乃至团体精神的钦佩和折服，逐渐发展成为张伯苓认同和参与基督教的一种感情因素。1907年春，张伯苓因患伤寒住院治疗，包括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干事饶伯森在内的一些外国朋友经常前来探望他。1908年秋，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将赴美国参加渔业博览会。出国之前，他应饶伯森之邀到避暑胜地北戴河休养一周。

　　在北戴河幽雅的环境中，张伯苓与饶伯森一起读书，彻夜长谈，探讨人生，深为基督教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他认为，如果得到这种精神，就能找到拯救中国的药方，使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真正为祖国服务。张伯苓离开北戴河的那个晚上，忽然下起了大雨，他本来已向火车站走去，又折返回来，郑重地向饶伯森表示，决定加入基督教。1909年，张伯苓在天津西沽公理会教堂正式接受洗礼，此举一时轰动津门。后来，张伯苓多次谈到他加入基督教是出于他的爱国心。

　　在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往来的过程中，双方发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持与帮助，互惠互利。一方面，张伯苓在南开学校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与基督教青年会所积极推进的事业极为相近，另一方面，基督教青年会为南开学校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教学保证和高质量的师资力量，为南开增强实力、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育活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后，就在会所草场的围墙后举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成为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标志。1904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出现的乒乓球球台，更是乒乓球运动最早引进中国的见证，成为中国的第一张乒乓球球台。基督教青年会对建立与发展近代天津、中国体育的推动作用，让张伯苓实地感受到了。

　　其实，早在执教严馆、王馆时期，张伯苓就已经开始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多名美籍干事频繁来往，其中两人就是当年著名的体育运动家，一位是总干事格林，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全美橄榄球中锋；一位是干事饶伯森，普渡大学毕业的跳高名将。1902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学校运动会，张伯苓执教的严馆、王馆是积极的参与者。1904年，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堂的前身）成立后，张伯苓经常请格林、饶伯森教学生足球、篮球，他还带领部分学生参加了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运动会，一名学生在跳高比赛中获得第三名。

　　由体育延伸到教育，在南开学校建校之初，时任校长的张伯苓就聘请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格林、饶伯森、蔡乐尔等人到南开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课程，还在课余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及来校讲演。后来又聘请了格林太太、韩慕儒（R.M.Hersey）、郝瑞满（R.S.Hall）、崔伯（P.B.Tripp）等多名外籍教师到南开教授西学课程。张伯苓从他们的授课和演讲中了解了国际教育、体育发展状况，并第一次听说奥林匹克运动的理念。南开学校的体育活动，也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帮助和指导下，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

　　1907年南开中学堂新校舍在南开洼落成，学校对面空地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建立的新操场，这更方便了张伯苓与美籍干事在体育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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