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还麟 主编

　　回国后，张伯苓致函严修，提出办理中学的若干具体问题，随后他们合并了严馆、王馆，借用四棵树严宅偏院一部分房屋做教室，将私塾改为新式中学，同年10月开学，有学生七十三人，每月经费200两纹银，由严、王两家拨助。学校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名“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严修为校董，二十八岁的张伯苓任监督，即校长，主持日常校务。

　　随着入学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有校舍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这时，适逢天津邑绅郑菊如捐助坐落在旧城西南城角的空地十余亩，建起新校舍，因其地名为南开洼，1907年2月学校乔迁并改校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后以此为发祥地，兴办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逐渐发展起南开系列学校。

　　南开中学堂的稳步发展，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开展体育活动的环境更好了，张伯苓的教育、体育思想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张伯苓的教育体育观历来是与国家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他曾在《以教育之力量使中国现代化》一文中写道：“我之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中国现代化，使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不至受淘汰。欲达此种目的务须对症下药，即：A、注重体育，锻炼健强之国民。”所以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体育的宗旨应“以训练团结，合作，健全之身心为目的。”他说：我国“国民体魄衰弱，精神萎糜，工作效率低落，服务年龄短促。原因固属多端，要以国人不重体育为其主要原因。”

　　如此开阔的视野使得张伯苓形成高人一筹的见地。他说：“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读书习字而已，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但“德智体三育之中，我中国人所最缺者为体育。”因为“欧美人之知识发达，我国人固望尘莫及，然其学术发达之年代尚不为久，我国人竭力追之，犹可及也。至体育，则无论欧美，与日本人较，已相差远矣。”

　　他又说：“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我觉得体育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提出要将学校体育放在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进一步认为：“无论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说：“自认教育与体育，绝对不能分离。”

　　由此，张伯苓大声疾呼：“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强调，过去人们误以为“提到强便有一种联想，就是军队、军火等。”他说：“其实不然，乃是关于我们个人身体的锻炼。”张伯苓举在美国学习的几个大学矿科毕业生与他谈话的例子说：“他们都是在美国Ford车厂做工的，并且在我们大学时非常强壮。中国人中之较健者，这次他们都感到体力的缺乏，身体不如外国人，工作的效率不能与外国人相较。”

　　他说：“这不是个人的不健全，乃是我们的历史使然，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形成了我们危弱的身体，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壮是要紧的。我们的身体强不见得是要打仗，就是做事也很要紧。”他还说：“外国人四五十岁是正当工作的时间，我们中国人三十岁以后便做整寿，大概四十岁便入黄土了。体力、脑力不充足，做事的效果如何能好？我们在学校里绝不应该像现在一般人一样。”

　　因此，当他看到操场上一个个南开学生生龙活虎的样子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道：“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社会的发展决定文化与体育的兴衰。18世纪自从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西方世界开始大步发展，而中国社会依旧是唐宋以来的旧模样，到了清朝末年，更是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偌大国家宛如重病之人，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整个民族的体魄亦柔弱至极。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传统体育，有的消失，有的失传，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损失殆尽。

　　从19世纪中叶起，一批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人士首先觉醒，他们接受了清末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政治观点，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和文化，自觉地将开展体育运动作为实现各自政治理想的手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体育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被中国引进并传播：

　　一是通过在华的宗教协会传播。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主要以教会学校为依托进行宗教文化活动。在教学中，不仅传授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还将包括体育在内的全新的课程引入中国教育领域。教会学校中开展的各类近代体育项目几乎囊括了田径、体操、球类、游泳等所有现代体育项目，并将体育比赛的观念带给了中国人。

　　二是外国侨民的率先示范。中国门户洞开后，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侨民涌入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城市，在“国中之国”的租界里，继续着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当这些体育娱乐活动成为既有数量又有力度的社会活动后，潜移默化地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中国人在感到惊奇之余，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体育活动作为模仿的对象引进自己的生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