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芝属于‘左’得要命的人，过去几年是她把粮食工作搞坏了，把缺粮省向中央汇报成余粮省。为了自己捞取政绩，粮食上交给国家的多，农民却没有隔夜粮只好饿肚子。”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岳秀山针对天南和东南两个县少数农民吃石头面问题在一次会议上说，毛主席万岁，吃石头面站队，这是社会主义吗？依我看河东省的共产党就没有其他省的共产党好。边际说，我们的毛主席在北京不了解下边的具体情况，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中层出了奸臣。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杨兰芝等人。岳秀山的意见、看法、观点、主张和做法，与党中央当时的意见、政策、决定是不相符的，同中央领导的合作化运动、反右派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是相违背的。杨兰芝等人向中央打黑报告，告岳秀山等人的状，得到中央的重视。因此‘岳成边’等人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先后被罢官。而杨兰芝因执行阶级斗争路线坚决被提升为河东省委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在省委召开的第九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开展了对‘岳成边’的揭发批判，定他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开展了对他们旷日持久的批判。现在看来‘岳成边’他们的主张是实事求是的，是有利于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是正确的。” 

　　张问天喝了几口水又说开了。“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可以说是翻云覆雨的，农户间相互联合组织起了互助组。老百姓还没有充分体会到什么优越性，便被更加优越的初级合作社取代。初级合作社仅仅办了一年多，人们还没有适应，一下子又转入高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仍嫌不高级，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把农民搞得晕头转向，把原本贫穷落后的农村搞得一贫如洗，饥荒迅速蔓延全国，人人受着饥饿的煎熬。”张问天说到这里又停住了，他的心情有些悲怆，眼眶有些潮湿。 

　　张问天喝了几口茶水又说：“边际当时因犯错误就下放到东南县的芙蓉镇，一边劳动一边接受改造。当时芙蓉镇南边修建水库，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和边际一块儿劳动。有一段时间边际患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咳得很厉害，有时还吐血。我看再这样耽误下去他很可能会死在工地上，就悄悄回村里给他弄了些药品为他治病。边际很感动，眼含热泪拉着我的手说：‘我是右派，你是反革命，你这样做太冒险了，一旦让他们知道可不得了。老弟呀，你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在我的照顾下，边际逐渐康复了。一九六二年九月，边际的问题得到平反。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人民解释岳秀山、成大业、边际同志问题的通知。岳秀山调其他省任第一书记，成大业到别的省当了副省长，边际则到天野地区当了书记。边际上任前感情很复杂地拉住我的手说：‘张问天同志，我的命是经你的手捡回来的，你的大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是你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出来工作，以后生活上如有困难就找我。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失控状态，边际受到冲击，造反派准备将他批斗死。他逃出来后就到芙蓉镇来找我，我把他藏了四十天，后来形势好转，他才恢复了工作。一九七九年我去省里找人说我的事时，边际虽然无能为力，却拿出五百元钱资助我，他是个很重情义的人。” 

　　这时叶知秋进来说：“晚饭做好了，准备吃饭。看样子天要下雪了，吃完饭得赶紧走。”这时王步凡的手机响了，是副镇长夏淑柏打来的。他在电话上向王步凡汇报了省教育厅调查组来孔庙的调查情况：“人家事先没有和镇里通气，而是微服私访，等把情况摸透后才与我联系。调查组认为孔庙上报的材料基本属实，决定发放扶贫款五十万元，发放无息贷款五十万元，让孔庙彻底解决中小学危房问题。”听了夏淑柏的话王步凡心里很激动，一不留神就和他多说了一会儿话，手机的电池电量低了，最后话还没有说完就断了。

　　吃过晚饭，王步凡与张问天告别，问陈玫如果回天南就趁车一块儿回去，陈玫说她到明天再回去，有车来接她。王步凡也不再说什么就别了张问天，拉上叶知秋回孔庙。

　　在路上走着，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路面渐渐变滑，车速也不得不降下来。王步凡刚学会开车，技术不熟练，大约走了半个小时，一不小心车熄火了，就再也发动不着。他心急火燎没有一点办法，只好站在路边挥着手去挡车，但没有一辆车肯停。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