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敏 著

　　有时候，忽然看见树梢上有亮光，一闪一闪的，我就说：“手电光!手电光!”过一会儿，亮光升到天上去了，才知道，不是手电光，是星星。

　　后半夜，还来了两条狗，很大，很壮实，就坐在火堆旁边。我跟它们说话，它们会摇尾巴。我走过去，它们就往后退。雍严格对这一带很熟，从来没见过这两只狗。就说，是狼吧？这么一说，它们就走了。可能是看我们脸色变了。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是狼还是狗，也许是一种征兆。

　　雍严格掐了烟头，开始用铁锨培土，说：

　　第二天一大早，青壮劳力就来了，组织成两队，去悬崖上找。一组从上往下，一组从下往上，保护区的书记也去了。

　　我们几个还是在山脚下等，因为离得很远，就商量好，如果找着了，就给我们发信号，活着是什么信号，死了是什么信号。

　　我感觉时间不长，就听见山上在喊：“找着了!找着了！”好像是下边往上这组找到的。喊完了就挥白衬衣。

　　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刚刚规定的信号，全都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活着？还是死了？没办法，就接着等。

　　过了一会儿，保护区的书记走过来，佛坪县的公安科长就迎上去，说了一会儿，转过身来，耸耸肩膀，我就知道不行了，就跟过去看。

　　悬崖直上直下，像刀切的一样，空手上下都很困难，他们就把曾周捆在一根树棍上，悬空吊起来，一坎一坎地往下放，人再从旁边爬下去。

　　抬下来就不像样子了，我们就拦着吕植，不让她看，怕她难过。其实，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人家千里迢迢，来搞大熊猫研究的，死在这里，保护区也有责任啊！

　　“什么责任？谁的责任？要是潘教授和吕植他们不走，你会给他们讲课吗？像当年在五一棚，胡锦矗给你讲课那样？要是你把跟踪乖乖的经验写成专著，也会像潘教授出版的书那样，被学术界当成专著吗？”我问。

　　雍严格放下铁锨，去小河边洗手。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吕植说：

　　当地人迷信，不让死人停留。就连夜把曾周抬到凉风垭，又用车运到西安去火化。当时，佛坪保护区只有一辆老式的嘎司车，他们怕我害怕，让我坐在驾驶室，可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看。

　　车斗里放了一个担架，曾周躺在担架上，用被单蒙着，他本来就瘦小，看着就像没了似的。潘老师和雍严格坐在担架旁边，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麻木了。

　　夜里很黑，路况又差，司机开车很吃力，开一截就停下来，趴在方向盘上，睡半个小时，醒了再接着开。就这么开开停停的，终于从周至县出了山口。就看见那儿有一个村子，正在过鬼节。好多人，全是女的，在一个大场子里，手里拿着蜡烛，还有油灯，晃来晃去的，头上蒙着白布，哭哭啼啼的，有的还连哭带唱。

　　我们车上拉着一个死人，又碰上这么一个场面，都觉得特别怪异，到现在还记得。后来有人说，是曾周死得太冤。

　　雍严格采来一把黄色的小菊花，放到曾周的墓前，默默地低着头，什么也不说。还有什么可说的？死了的死了，活着的成名了，走了的走了，留下的常来看看。

　　太阳偏西了，一阵山风吹来，黄色的小菊花瑟瑟发抖。

　　“走吧。”雍严格又点上一支香烟，白色的烟雾，一路盘绕，一路消散。

　　雍严格去看老林的记录，我去看庆庆。

　　庆庆刚吃过米糊糊，嘴上糊了一圈白，肚子撑得圆鼓鼓的。

　　我问：“庆庆，你知道曾周吗？”

　　“我看见他摔下去的，那是我的领地。”

　　我掐指一算，可不是嘛，1985年，也就是15年前，庆庆是3岁左右，刚刚离开母体，打下自己的领地。

　　“你怎么看见的？” 我又问。

　　“中午，他坐在大树底下吃馒头，用火烤，我都闻见了，好香。”

　　看来，曾周还是懂得用火的。

　　“下午，我在竹林里面睡觉，就听见他在叫，把我吵醒了。”

　　这一点，比起雍严格的两条腿变四条腿，“吧唧吧唧”吃竹笋，就外行多了。

　　“我就站起来，朝他吼了一声，告诉他，这是我的领地，让他赶紧走。”

　　到底是山外来的学生，就是不如山里人眼熟，所以让他走。

　　“他听不懂，也不走，高兴得又叫又跳的，还把衣服、砍刀、乱七八糟的东西，往天上扔。”

　　他能不高兴吗？这次回去，他就可以跟吕植，跟潘老师，跟所有的人炫耀，他也看到熊猫了，而且是一只年轻漂亮的熊猫。

　　“后来我就躲起来，他就钻来钻去地到处找。我又跟他兜圈子，他就迷路了。这是我的领地，我熟他不熟。”

　　可不是吗，既然已经看到熊猫了，就赶紧回家吧，还找什么找？找死呢？

　　“天黑了，我看见他还在找，晃着手电筒，一脚深，一脚浅，老是摔跟头。我看他挺可怜的，就告诉他，顺着小河往下走，走到头，就能上公路。可他还是听不懂，还在往悬崖那边走。”                 （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