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60周年（下）

　　嘉    宾：陈宗良（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

　　史进平 王彦红

　　（西柏坡纪念馆研究人员）

　　本报记者：杨惠玲

　　“五一”口号： 

　　建国宣言书诞生

　　历史镜头：城南庄，太行山区一个美丽的小村庄。转战陕北到此的毛泽东不顾疲劳，一刻不停地思考着中国革命的进程。形势的发展令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感到兴奋，看到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反攻和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他敏锐地意识到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而此时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为此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表达这个政治意图。

　　1948年4月30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一发布，马上得到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热烈拥护，纷纷表示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新政协，为建立新中国建言献策。

　　记者：在当时的形势下，“五一”口号的发布有着怎样的国内背景？又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

　　陈宗良：“五一”口号的发布有其深刻的国内背景。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讲的“时机业已成熟”。政治上，随着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恢复活动，各民主党派纷纷抛弃不切实际的中间路线，走上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但在内线各战场继续攻势作战，而且在外线成功开创了中原新局面。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共产党登高一呼，在政治上提出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主张，来团结和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建立人民的、民主的共和国。因此，中共“五一”口号的提出，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此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政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五一”口号成为建立新中国的动员令和宣言书，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的序幕。

　　“五一”口号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口号发布后，广大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纷纷北上，拥护召开新政协与共产党就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协商合作，形成并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华北人民政府： 

　　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历史镜头：在1948年8月底到9月初这段相对集中的时间内，解放区创办的各类党报都先后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对同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华北某地举行”、“在中国民主史上具有很大意义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8月在华北某地隆重揭幕……”而且诸报道均高度评价此次会议为“中国民主历史的纪程碑”。“华北某地”指的是哪里？如此重大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华北某地就是石家庄。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解放礼堂（今人民影院）召开。台口上方悬挂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横幅，会场周围还贴着一些标语口号。董必武致开幕辞时高声宣布：“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他说，这次代表大会是“临时性的，也是华北一个地区的，但是，它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自此，华北人民政府在党中央及华北局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摸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记者：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对新中国政府框架的建构起到了怎样的示范作用？

　　史进平：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成立，不仅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的进行，更主要的是它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在中国革命政权和民主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地位，奠定了新中国政权体制的基础。

　　首先，为新中国各级机构确定了基本的组织模式。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这些各级政权组织模式，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的基本组织结构和基本政权体制形式。

　　其次，华北人民政府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形成了关于代表选举制、资格审查制度、政府工作报告及代表提案制度等一整套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

　　第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过程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派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政府不仅广泛吸收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议政，而且真诚采纳其正确意见。

　　第四，华北人民政府为新中国建立民主高效的和反腐倡廉的政府工作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在《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中就指出：应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能力，严格执行行政纪律。在华北政府内，设立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检查、检举并处分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违法失职，并经常防止和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这使政府机关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建立起完整而高效的政府运作体制。

　　九月会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

　　历史镜头：1948年9月，中央机关的中灶食堂，摆满了样式各异的十几张桌子。从硝烟弥漫的前线来到中共中央驻地的将领们，久别重逢，在这里召开了自日本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战场形势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多万人，与国民党军的兵力对比从战争初期的1:3.37变为1:1.3。中共中央为了发展全国战局，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决定召开一次重要会议。9月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战略任务、经济统一以及加强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性等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准备在1949年召开一次中国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记者：在内战中，九月会议这样一个大规模（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会议，在夺取全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到了怎样的理论支持？

　　王彦红：九月会议是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前夕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的意义首先是为战略决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提出“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思想，而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会议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分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特别强调了军队正规化的问题。

　　九月会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会上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进行了思考，并勾画出了一幅大致成熟的蓝图。与会人员对将要建立政权的性质、名称提法及准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毛泽东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面和道路上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

　　米高扬密访： 

　　奠定新中国外交格局

　　历史镜头：1949年1月31日受斯大林委托，苏共代表米高扬一行到达西柏坡。之后一周内，这位远方来的客人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问题，恢复生产和进行经济建设问题，军队整编问题，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

　　记者：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西柏坡，毛泽东与其详谈三天三夜，他为何要向米高扬详细阐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的未来施政框架？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待外国的态度是什么？

　　史进平：这次会谈，可以说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苏两党第一次级别最高，也是最重要、最成功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基本上勾勒出新中国外交方略，阐释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基本原则。毛泽东形象地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政策。他说：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其着眼点在于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毛泽东所阐述的“另起炉灶”着眼点在于彻底埋葬旧中国屈辱的外交历史，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这一原则，他说要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新中国希望同外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并不急于求得外国的承认，在这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七届二中全会： 

　　描绘新中国蓝图

　　历史镜头：1949年3月5日至13日，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大院一间南北长18.5米，东西宽4.5米，面积不足85平方米的大伙房内，毛泽东和从全国各大战场、解放区赶来的共和国的精英们正在紧张地召开会议，他们手握巨椽，共同描绘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会上，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

　　记者：战争即将胜利，这种情况下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会议为社会性质的转变描绘了哪些施政蓝图？

　　王彦红：革命即将胜利，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取而代之的新世界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课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去回答、去完成。当然绘制蓝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新中国的探索过程。对新中国的构想，在以往长期的工作积累和思想积累的基础上，从1948年9月到1949年最初的3个月里，在中央“九月会议”、“一月政治局会议”、中共领导人和苏共代表米高扬的谈话中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则把这幅蓝图成型地绘制了出来。主要包括：分析了新中国的经济形态，各种经济形态在未来国家的地位及相应的经济政策；确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阐述确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略等等，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

　　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迎接全国胜利的迅速到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两个务必”： 

　　永葆先进性的法宝

　　历史镜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并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记者：“两个务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它对当时，乃至现在的政府廉政建设有何作用？

　　陈宗良：西柏坡简陋的会场里诞生了不朽的箴言，它如警钟、似重鼓，敲击在每一个共产党人心头，成为“跳出周期率”、“不当李自成”的一剂良方。“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法宝。

　　古今中外，无数王朝更替乃至社会革命，都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这以前，它们是朝气蓬勃的。这以后便逐渐走了下坡路。而对将阶级使命和民族使命集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于是，便有了“两个务必”精神。在这个伟大精神之中，蕴含了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信心和决心，蕴含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彻底完成阶级的使命和民族的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纵览历史，战功显赫而登基立国者不乏其人，但居功不自傲、殚精竭虑而致善始善终者鲜矣，成功之后则难免贪图享乐、政怠患成。而对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克服“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特别要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于是，便有了“两个务必”精神。在这个伟大精神之中，发展出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保持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信心和决心，发展出了共产党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信心和决心。

　　“两个务必”必将永远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前进的不竭动力。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李灵巧提供

　　（上接第9版）

　　石家庄与新中国

　　一批高等学府在石家庄成立

　　石家庄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华北军事政治大学（今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等高等学校，先后在石家庄开学，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人民日报》在这里创刊

　　1948年，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同年6月8日，中共华北局常委会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为《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

　　194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在平山县里庄村创刊，毛泽东亲笔为《人民日报》题写了报头。创刊时的《人民日报》对开两版。创刊号上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发表了社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人民日报》担负起了中央机关报的职责。因此，《人民日报》从创刊日1948年6月15日起编排期号，一直延续到今天。

　　毛泽东为《人民邮电》题报头

　　1948年8月10日，晋察冀边区邮政管理局和晋冀鲁豫边区邮务管理总局在石家庄合并为华北邮政总局，12月10日改名为华北邮电总局。同时原晋察冀的《邮讯》周刊奉命停刊并改为《华北邮电》周刊，后改为《人民邮电》。

　　在积极筹备《人民邮电》报创刊工作的同时，大家特别渴望能请毛泽东主席给题写报头，并推举原担任《邮讯》编辑的孙志平给毛主席写封信。1948年12月31日上午，华北邮电总局局长苏幼农高兴地把毛泽东主席的题字交给孙志平。孙志平接过来一看，纸上有三行激越挥洒、遒劲有力的毛笔字“人民邮电”，可是三行字，用哪一行好呢？孙志平去找苏幼农局长。苏局长看了半天，最后指着第三行说，主席自己已经圈了，就按主席的意见办吧！果然，主席已在自己满意的四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圆圈。

　　1951年，邮电部人民邮电出版社准备正式出版《人民邮电》半月刊，并四处寻找毛泽东的手迹。孙志平得悉后，便把当年毛主席在西柏坡的题字原件交给了人民邮电出版社。1959年10月1日出版《人民邮电》报，其报头仍使用毛泽东的题字，只是其中的“电”字改用了第一行中的字，从此一直使用至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在石家庄

　　作为初创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技术设备十分落后，发射功率只有300瓦，远地收听十分困难。为配合飞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形势，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向国内外的传播，中共中央决定在西柏坡较近的地方新建一座电台，功率要大，发射面要广，为此，专门拨出黄金百两。

　　经过协商，成立了筹建新台的工作组，从1948年初开始，经过不分昼夜地奋战，一座座铁塔在井陉矿区耸立了起来。七座天线塔分别可以向欧洲、南京、上海等地播发信号。为了进一步扩大发射范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又在原有基础上新建了两座高达65米的大铁塔，定向向美国方向传播信号。一座发射功率达3000瓦的广播电台，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工并投入使用。

　　毛泽东为新华书店题写店招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随后中央宣传部出版组也在中宣部驻地北庄村成立。同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华北两大城市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出版组也准备进入北平创办新华书店总店。时任出版组副组长的华应申提议请毛泽东主席为新华书店写个店招。

　　一天，通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介绍，华应申去见毛主席。当华应申说明来意后，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并顺手拿过四张《解放日报》，一张一个字，一气呵成写了“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华应申立即派李力行将毛主席题字的原稿送到我军平津前线有关部门。

　　随着全国各地相继解放，“新华书店”迅速在解放区挂牌。1949年7月1日，中宣部发出通知，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启用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店招，同时把毛主席题字的复印件下发各总分店。从此，新华书店的店招统一，直到今天。